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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以其悠久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目光。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究竟产生过什么样的影响，这恐怕得从中外关系史和文化交流史中去寻找答案。按照朱谦之先生在《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一书中所提出的分类方法，中国同西方的交流史按照时间顺序可以分为“物质的接触时代”、“美术的接触时代”和“思想的接触时代”三个阶段。朱先生的划分给今天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们提供了研究的路径和启示。我国学者曾将文化问题划分为三个层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和介于物质与精神之间的法律制度性质的文化。当然，这种划分是否科学准确，还值得推敲。像我们通常见到的一件文物，它首先是物质的，但也不能否认其所具有的精神内涵，同时我们透过它也可以考察其中管理和制度层面的文化因子。人为地把文化划分成几大块，可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种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只是为了研究问题的方便，所以，我们不妨还是按这三个方面去看中国文化对西方社会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任何文化的交流和影响从来都是双向的，只不过是在文化的双向交流当中，有一方是以输出为主，而另一方是以接受为主。本文所着重探讨的是16到18世纪儒家思想对西方社会的影响。
16至18世纪，随着耶稣会士往来于中西之间，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欧洲出现了一个“中国热”。 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写道：“当时，欧洲知识分子正被有关传说中的遥远的中国文明的许多详细的报道所强烈地吸引住。这些报道以耶稣会传教士的报告为根据，引起了对中国和中国事物的巨大热情。实际上，17世纪和18世纪初叶，中国对欧洲的影响比欧洲对中国的影响大得多。西方人得知中国的历史、艺术、哲学和政治后，完全入迷了。中国由于其孔子的伦理体系、为政府部门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对学问而不是对作战本领的尊重以及精美的手工业艺品如瓷器、丝绸和漆器等，开始被推举为模范文明。”当初耶稣会士译介中国的儒家经典，目的在于证明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教义是一样的。当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时，引起了西方一批著名学者和启蒙思想家的极大兴趣。16到18世纪，受罗马教皇的派遣，先后有大批耶稣会士来华传教，这在客观上对把古老的中国文明传播至欧洲起到了促进作用。在来华的耶稣会士中比较著名的有：意大利人利玛窦、德国人汤若望、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国人金尼阁和白晋等。从16世纪末17世纪初开始，直到19世纪中叶，耶稣会士们用欧洲的多种语言翻译中国的文化典籍，创办外文报纸和杂志等，借此来定期地、大量地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文化，在欧洲知识界和上流社会流传和宣扬，成为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利玛窦曾写了一部日记体手稿，后经金尼阁将手稿编撰成书，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为了迎合当时教廷与社会的口味，取名《基督教远征中国史》。书中以非常丰富的资料，首次对16-17世纪中华帝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等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向西方“解释了一个新的世界和一个新的民族”，成为西方世界了解“神秘东方”的重要文献。利玛窦还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寄回意大利，金尼阁于1626年将《五经》译成拉丁文，但译稿未能流传下来。意大利耶稣会士殷铎泽和葡萄牙耶稣会士郭纳爵合作，将《大学》译成拉丁文，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出版。1687年，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殷铎泽（Prosper Intercetta）等四位神父还编译的《孔夫子：中国哲学家》一书，该书在西方世界风靡一时。殷铎泽还翻译了《中庸》，为之取名《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此外还有巴多明的《六经注释》、钱德明的《孔子传》和《孔门弟子传略》等。到17世纪末叶，已有数十种中国经典译本在欧洲流行，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还曾专门诏谕皇家印刷厂大批印制传教士从中国带回的《四书》译稿。清代时法国传教士白晋花费6年的时间用拉丁文著有《易经要旨》。新传教士将中国的儒家经典介绍给西方，影响最大和最成功者，当推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自1861年至1886年的25年间，理雅各在王韬等人的协助下，终于完成了“四书”、“五经”的全部翻译，名之为《中国经典》，共28卷。他的翻译体例严谨，被称为19世纪英语世界最杰出的汉学成果之一。除了大量译介中国儒家思想典籍外，传教士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科举考试制度做了介绍，认为中国的科举制度是先进的教育遴选体制。如葡萄牙人曾德昭在所著的《大中国志》一书中，就专列一章介绍中国的科举制度，使西方社会对来自遥远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了更多的了解，后来法国和英国就曾经模仿中国的科举制度在各自的国家遴选官员。总之，经过传教士们的介绍和宣传，在那一时期的欧洲人眼中，中国文化是美妙绝伦、令人向往的，中国社会是世界上最完美的理想国家。1945年，美国汉学家顾立雅（1905—）出版了他的《孔子与中国之道》一书。他对中国儒学在17—18世纪对欧洲的影响，尤其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的影响，做了极其翔实的阐述和论证。他在该书一开头就明确指出：“众所周知，哲学的启蒙运动开始时，孔子已经成为欧洲的名人。一大批哲学家包括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以及一些政治家和文人，都用孔子的名字和思想来推动他们的主张，而在此进程中他们本人亦受到了教育和影响。……在欧洲，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民主理想的发展中，孔子哲学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通过法国思想，它又间接地影响了美国民主的发展“。在今天德国柏林得月园的入口处，仍然还矗立着两米多高的大理石孔子塑像。塑像花岗石基座上刻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子名言。德国人把孔子和康德共同尊为教育学的奠基人。德国前总统约翰内斯·劳说：中国的先哲孔子在德国广为人知。他的至理名言至今依然能给人们深刻的启迪。今天，在美国旧金山公园里也伫立着一尊孔子塑像，他面容和善，智慧满腹，倍受人们的尊崇。这位古代东方哲人的形象出现在欧美国家本身，就说明了孔子在欧美国家人心目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由于儒学的传入，向西方展示了一种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的东方文明，这为十七、十八世纪崇尚理性的欧洲思想界所接受，对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来说，儒家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专制的锐利思想武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18世纪的欧洲，中国的一切都成为了理想美好的化身，中国的君主政体被认为是“最好的政体”，中国的道德也认为是世界上最完备的道德，中国的哲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富有理性的哲学。可以说，耶稣会士是促成中华文化与欧洲启蒙运动发生联系的媒介。无论是法国的伏尔泰、以及有“欧洲孔夫子”尊称的魁奈，还是德国近代思想巨人莱布尼兹，他们都深感中国儒家文化博大精深 ，这正是当时重物质、重自然科学的欧洲文化所缺乏的，因此，对中国人文经典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从而构架起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的桥梁。
至于儒家经典在欧洲所产生的影响，我们通过德国的莱布尼兹、法国的伏尔泰、魁奈等人可以看到这种影响。我们先看看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从澳门回去的一批耶稣会士把大批儒家典籍送给了在欧洲享有盛名的德国著名哲学家莱布尼兹，并激起了他研究中国哲学的浓厚兴趣。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有着令人赞叹的道德,还有自然神论的哲学学说……这种极富权威的哲学体系创立于3000年以前，远在希腊人的哲学很久很久以前”。莱布尼兹于1715年写成《论中国哲学》一书，向西欧各国全面介绍了中国的传统哲学，并给予中国传统文化以极高评价：“我们从前谁也不相信，在这世界上还有比我们的伦理更完善，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竟使我们觉醒了。”莱布尼兹的理神论、道德观与政治观都受到了中国哲学的影响。莱布尼兹的《单子论》和中国儒家的德性论有相通的地方；他所提出的“预定和谐”说和中国的“道”非常相似，他试图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孔老学说融合起来。莱布尼茨还对中国《易经》的六十四卦图很感兴趣，认为“伏羲先天卦序图”可以作为他所发现的二进制的“实用价值”的佐证。莱布尼茨在1703年5月18日给传教士白晋写的回信中,详细说明了二进制与伏羲先天卦序图相吻合。莱布尼茨发现易图与二进制相通，这在当时具有数学和宗教学的意义。二百多年后，二进制成为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数学基础。莱布尼茨的哲学思想， 对以后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等人，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我们再来看法国启蒙运动的旗手和精神领袖伏尔泰。在伏尔泰生活的时代，《中华帝国志》等一批著作的面世为法国乃至整个欧洲世界展现了一个理想中国的蓝图，伏尔泰正是从这些作品中开始认识和了解中国的。出于反对宗教神学和开展启蒙运动的现实需要，伏尔泰对中国的历史和哲学大加赞扬，并对中国的伦理道德（如仁恕之道、乐善好施以及友谊等）给予了高度评价，声称中国“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非常欣赏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收入到法国1793年的《人权宣言》（第六条）之中。（其文曰：“自由就是属于各人的为不侵害他人权利的行为的权力；它以自然为原则；以公正为准则；以法律为保障；其道德上的限制表现于下列格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在伏尔泰那里是至圣至贤的哲学家，中国文化是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他甚至在自己的礼拜堂里挂上孔子的画像，朝夕膜拜。伏尔泰欣赏中国人对宗教的宽容态度，允许各种学说、信仰并存。他特别注意中国统治者、士大夫的自然神的宗教观，认为他们对神的态度可以用“敬天秉公”来概括。伏尔泰在《诸民族风俗论》中这样赞美中国文化：欧洲的贵族和商人在东方所有的发现，只知道追求财富，而哲学家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新的道德的与物质的世界。他说，当中国已经成为广大繁庶而且具有完善而明智的制度治理国家的时候，我们（欧洲各国）还是一小撮在阿尔登森林中流浪的野人哩！，伏尔泰指出，“在道德上，欧洲人应当成为中国人的徒弟”，“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伏尔泰还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加以评论。在他看来，中国的行政组织各部分互相联系，官吏是经过严格考试才产生的，皇帝虽然高高在上，却也不便擅自专制，加上中国设有谏议制度，是不能以专制国家称之的。中国的政治组织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完善的组织。他指出，“他们帝国（中国）的组织，是世界上最好的”，“中国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管理最好，而且最优秀、最古老、也是最广博的王国”。因此，他大声疾呼；法国要“全盘华化”!每个法国人都应该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还有，伏尔泰根据《赵氏孤儿》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的上演轰动了法国剧坛。他在作品中竭力颂扬中国的道德和儒家文化，在欧洲国家产生了很大反响，当然，伏尔泰为了达到反对宗教神学的目的，对中国文化和孔子思想的赞美有言过其实之嫌。但就其结果而言，他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极度赞美对法国的启蒙运动倒是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法国政治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弗朗西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也对中国文化大加赞赏。我们知道，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法国的农业和工业频于崩溃，到了18世纪中叶， 社会矛盾日益凸现，重农学派就是在这一深刻危机中应运而生的。1767年，魁奈在他所著的《中国专制制度》一书中就充分反映了法国重农学派对中国制度的钦佩。魁奈指出，只有农业才是一切国家财富的源泉，只有农民才是唯一的生产阶级，这是孔子和中国历代帝王早都知道的。魁奈主张的"以农为本"思想，正是来源于儒家的重农思想。他本人在《中国专制制度》一书的最后一章说，，我这本书只是对“中国学说的系统说明，而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魁奈的《中国的专制政治》出版的那一年，也就是1767年，美国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到了法国，富兰克林以后的许多经济思想，都是在受到魁奈的影响下形成的。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魁奈的重农主义对于欧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魁奈还撰写了《孔子简史》，对孔子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魁奈去世之后，他的学生在悼词中将他称为孔子思想的直接继承人，被重农学派的门徒们冠以“欧洲孔夫子”的尊称。魁奈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符合自然执行的完美楷模，他认为中国正是由于遵守自然规律，才得以年代绵长，繁荣不息。中国这个范例为魁奈所坚持的那种“只有从事农业的民族才能组成稳固和持久的国家”的经济理论作了论证。在租税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魁奈也主张效法中国，在他的笔下，中国当时的状况就是法国社会的理想蓝图。魁奈在其《经济表》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谋求自然秩序和实际秩序合二为一的心理，跟中国“天人合一”的观念是相通的。这种相通使得魁奈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深的敬慕。尽管魁奈对中国的了解在今天还比较贫乏，他对中国的赞赏，也是建立在理想的憧憬之上的，但是他的著作对于西方人了解中国，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仍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受魁奈思想的影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甚至仿效中国皇帝亲耕藉田，以示对农业的重视，这一仪式最终于1768年6月15日在凡尔赛王宫变成了现实。
除了莱布尼兹、伏尔泰、魁奈等人对中国文化给与高度评价外，还有笛卡尔、孟德斯鸠、歌德、康德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有很深的研究，如笛卡尔自幼深受中国文化浸染，他在其著名著作《方法论》中热情颂扬了中国人的智慧和理性；狄德罗在其主编的《百科全书》中，专门撰写了“中国哲学”条目，介绍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狄德罗还认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艺术、智慧、政治、哲学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霍尔巴赫主张要以儒家道德代替基督教，沃尔夫主张以儒家伦理来补充基督教的不及，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中所运用的精神辩证法与中国儒家经典《大学》的辩证法思想相吻合；费尔巴哈也汲取了孔子的思想，强调对自己要进行自我节制，要以爱人之心对待他人，并试图把这种道德推广到家庭、集团、社会、民族和国家中去。被称为“魏玛的孔子”的德国大文豪歌德，在他的不朽名著《浮世德》和《威廉·迈斯特》中，都闪烁着中华文化的光芒。当然，对中国文化，在欧洲社会也不是众口一词，有褒者，有贬者，也有中立调和者，如果说前面所列举的人对中国文化都持肯定态度的话，那么，法国十八世纪另一位思想家卢梭，则对中国文化持批评否定的态度（参见【德】利奇温著，朱杰勤译：《十八世纪中国与欧洲文化的接触》商务印书馆196年版，第８４—８５页）；作为君主立宪和三权分立政治理论的倡导者孟德斯鸠，则是采取比较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既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优点，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缺点。譬如他认为，重农思想、礼治思想和儒家学说，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但是，中国的专制制度，中国的夷灭九族制度等，则是中国文化中的缺点。
最后，需要着重说明的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传到欧洲，对当时的欧洲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为欧洲科学文明的新世纪带来了黎明的曙光。中国的那些被耶稣会士翻译的儒家经典传入欧洲，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适应了18世纪前后欧洲风起云涌的反对愚昧的宗教而寻求理性主义的思潮，当然也就直接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应当说，欧洲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潮的崛起，和这些以被耶稣会士翻译的儒家经典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本是不争的事实。辉煌已属于过去，近百年来，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文化已是岌岌可危，中国人对自己民族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更是雪上加霜，使中国文化面临崩溃的危险。一百多年来，在国人与传统文化之间人为地构筑起了一道很厚很厚的墙，人们对传统文化有太多的误解和偏见，然而，我们对传统文化批判了、否定、践踏了一百多年，传统文化并没有从我们这个社会上消失，孔子依然微笑着与我们面对，儒家思想仍然是中国老百姓日常践履的道德准则。中国文化本身决定了在这个世界上人类还需要它，它的思想对人类来说，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中国文化要走向世界，既不能固守过去曾经有过的辉煌，似乎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世界，走文化保守主义之路，也不能搞所谓的全盘西化，似乎自己一切不如人，走所谓的文化虚无主义之路。中国文化要能够在全球化的滚滚浪潮中凸显自身的不朽价值，要在现代社会中不断调试自己、改造自己，在实践中不断接受文化多样性与多元性的挑战，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并最终成为人类可资利用的思想文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