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思想家】康有为

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五岁的时候就能诵读百首，从小就有“神童”美誉。他接触西方文化后，被其先进的思想所吸引，并接受了西方的进化论和政治观点，维新政治思想开始形成。著述宏富，主要有《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

《大同书》是康有为的主要代表作，也是中国人研究探索世界未来的第一部空想社会主义的杰作。大同社会作为儒家的理想社会，自古以来一直为中国人所向往。但真正系统论述大同思想，并写成专书的只有康有为。康有为对“大同”的定义为:太平世即为大同，认为这就是孔子所指的理想社会，也是《春秋》中所说的太平世。他描绘了一个无邦国、无国界、无帝王、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

康有为大同哲学的逻辑起点是人都有不忍之心。他认为人生来就是受苦的：“故普天之下，有生之徒，皆以求乐免苦而已，无他道矣。”如果让人苦多乐少，则是不善的。苦乐是不能强加于人的。如果一个人行苦而不厌，那么他也是在求乐。但这样的苦不能全部强加到所有人身上，这样是不可行的，也是不人道的。康有为从现实中罗列出人生六大苦难，即:一人生之苦，二天灾之苦，三人道之苦，四人治之苦，五人情之苦，六人所尊尚之苦。一切苦的根源皆因九界，如果要解救众生苦难，就要破除九界。而九界之首即是国界，要消除一切苦难首先就要取消国家，实现公有基础上的大地联合的公共政府，使整个大地合而为一。如果世界各国到了没有国界的时候，那么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就达到了。

虽然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来源于儒家公羊学的三世说，却与之有天壤之别。由于它吸收了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和博爱的思想，对中华传统的文化是一个挑战，对中国几千年的思想是一个冲击。大概出于时代的阻力之缘由，康有为本人没有把《大同书》公开发表。

孔子虽然也以“仁”、“智”对举，但“智”最终必须从属于“仁”，康有为在肯定孔子的仁本哲学的同时，提出了“以智为重”的论题，通过对经典概念的近代化解释与改造，演绎出以智统率仁、义、礼、信的伦理结构，从而否定了以“仁”为核心的旧的伦理哲学体系。对“仁”“智”关系的思辨，是中国学术思想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思想环节。

在近代中国，最早注意区别中西文化特征的思想家是康有为，他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认识到西方社会是以智利为中心的理智型社会，中国社会是以仁义为中心的伦理型社会。这种不同文化价值取向关系国家民族的盛衰命运：西方国家人开民智而国富民强，中国统治者以礼义为干城而无以御侮。这种“重智论”，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上都超越了孔子的“知者不惑”的原旨，把智看成是改造人类自身和征服自然的利器。

康有为认为，人生在世，既必须有博爱的胸怀还必须有竟争的智慧，只有兼具这种品格的人，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井对人类社会作出贡献，才不失人之为人。不过，康有为是以近代自然观和科学物质思想优先的前提下为伦理学定位。他提出著书立说必须明确以“经世济人”为主题，他说:“立言之重与立德并顾”，强调文人必须有骨气，好文章最能激励名节。

康有为认为俄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非常值得中国借鉴。他说:“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治谱”，努力为光绪帝制定变法纲领政策提供一种成功模式。康有为提出的一系列维新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大抵都来源于西学。他并不满足于学习西方的器械、技艺，主张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这就跳出了“师夷长技”、“中体西用”的圈子，标志着当时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次思想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