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学思想家】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

  梁启超（1873—1929），号饮冰室主人。生于广东新会(现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清光绪举人。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中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乃至佛家思想都有所涉猎、研究，从中吸收了许多精神养料，其中以儒家为主。他认为：“儒家一切学问专以‘研究人所以为人者’为其范围”。儒家哲学的用功所在即是“修己安人”，“修己”旨在养成人格；“安人”便是实现儒家的理想——“大同”：“大同者，宇宙间一大人格完全实现时之圆满相也”。但是他又认为：“宇宙间永无圆满之时”，“吾人所当进行者”，“常以吾心力所能逮者向上一步，使吾侪所向往之人格实现宇宙圆满的理想稍进一步，稍增一分而已。”

 抱着这种对人格或性情塑造的理想，梁启超确立了自己的人生观。他说：“我自己的人生观，可以说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我确信儒家佛家有两大相同点：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人不能单独存在，说世界上那一部分是我，很不对的，所以孔子“毋我”，佛家亦主张“无我”，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其人生目标是要达“仁者不忧”的境遇。

 在这样的人生观指导之下，人的生活应是“自觉烦闷时少”的趣味生活——因为不必去计较所谓的成败得失，而形成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他说：“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信仰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哀，亦靠此人生观。”人生和宇宙是世世代代相继创造而逐渐达到完满的漫长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个体肉体躯壳的活动是短暂的瞬间，而精神却可以留住下来达到永存。有两个我，即“肉体之我”，“灵魂之我”。“灵魂之我”方才是真我。肉体躯壳只是“逆旅”，我之精神才是“本家”，它是永远不死的。这种留存下来的精神，无论是好还是坏，都可以成为将来国民、社会心理的一部分。要使好的精神留存下来，以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将来、有益于文明的进化。人人都要明白这种“死而不死之理”，重视精神的修炼。

  面对当时不安宁的社会现实，大多数中国青年处于精神无可寄托的“饥荒”地带。于是，梁启超疾呼解救“精神饥荒”的必要性。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道德，几乎全部是教人如何保持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的独立性。佛家所谓解脱，人们所谓解放，亦即此意。梁启超指出：“先立高尚完满的人生观，自己认清楚将精神生活确定，靠其势力以压抑物质生活。”

 “新民”，使每一个中国都能具有“国民”之资格。这是一项重造中华民族之魂的伟大事业。“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性，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要造就此等国民，必须“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新民者，乃是中西两大文明相激、相荡、相合、相引而产出的具有20世纪新时代民族之魂的国民也。

  梁启超重视能够体现“积极的自由精神”的政治品德，其中，为祖国而轻生死的“尚武”精神则更为突出。“尚武”精神乃是内养“自由意志”、外养我大民族主义所需要的种种德性之首德。他多次说过：中国民风与欧美日最不相同者，是他们尚武而我民尚文；他也多次感叹：吾尝读欧日之诗，他们无不以“从军乐”，而读我国诗，一股悲凄阴冷的气息向人的心头袭来。但为了不违“淬厉其本有而新之”的宏旨，他一改往日沮丧心理，大扬吾祖“尚武”之神德。

  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对梁启超确立自己的人生态度、目标影响较大，佛家重视“灵魂之我”的思想也对梁启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梁启超不但运用其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而且还把这种人生哲学的基本要求投放到他所要塑造的新型理想人格目标中。他希望新兴的国民身上能具备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气概。

（苗润田）